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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首发)郭振杰研究员访谈:法律的精神和渊源——从白鹿原到民法典
::重庆社会科学院::   http://www.cqass.net.cn   来源:重庆社科院(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)      2020年9月14日   


编者按: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《民法典》,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,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。近期,我院法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郭振杰在“智慧两江”学术圆桌会上作了《法律的精神和渊源——从白鹿原到民法典》的专题报告。该报告从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,就民法典对经济、社会、民生、法治建设的影响等有关问题作了分享和交流。重庆社会科学院网就此做了专访。



重庆社会科学院网:为什么讨论《民法典》,讨论法律的精神和渊源,要从白鹿原谈起?

郭振杰:《白鹿原》是陈忠实的一个小说作品,也是影响深远的经典文学作品,反应了在清末民初一个陕西的村落的故事,不仅描写刻画了人们面对命运的抗争,也用文学方式向我们描写了“祠堂”“公约”,这些乡村治理、自治的方式和传统,值得我们关注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,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,需要挖掘和借鉴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资源,这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。


重庆社会科学院网:如何理解现代的国家、法律?

郭振杰:相比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就开始了国家和治理的探索,国外要晚很多。仅仅从扫罗王、大卫王的记录中,西方的“王权”就根源于对外的“战争”、“教权”的扶持。所以,西方的发展脉络,是教权、王权的争夺和合作。那时候的法律主要是教会法(Canon Law),已经完备,尘世法(Civil law)后来伴随教权和王权的演化,才逐渐完善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所谓的“现代世界”,发端于苏格兰。大卫·休谟、亚当·斯密、洛克、孟德斯鸠、卢梭,这一批人,开启了新的时代,人们是对人性、对经济、对历史发展阶段,对政府的结构和功能、对政治秩序等,都有了全然一新的变化,当然背后是支撑这些理念辩论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。

民权,从王权中得到解放,不仅仅靠所谓的自我启蒙、理念的完善就能够苏醒或者弘扬,还需要尘世的力量,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。由此才发生了北美的独立战争,法国的大革命,并继而奠定了现在这个世界格局和一些基本观念。

中国也是在近代开始面临内在和外来因素的剧烈变化和冲击,而正是在社会结构化的调整中,即便内忧外患,当时也涌现出一批的思想家,对文化、对社会、对国家治理,对人的自由、宽容等,都有了很深的理解甚至激烈的争论。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,徐复观的《两汉思想史》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,民族性格讨论比较深入的经典之作。


重庆社会科学院网:如何看《民法典》的重大意义?

郭振杰: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通过制定法律,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,维护社会秩序和维护公民权利,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的主题之一,更是法律人的梦想和夙愿。早在1954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;1962年,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,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(试拟稿);1979年11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,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,后在该草案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《民法通则》;2002年12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审议民法典草案,由于物权法尚未最终定稿而被搁置;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,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进入新阶段。

几十年来,就《民法典》具体的立法体例、制度原则等进行了充分的、深入的讨论,各种论坛、论文、报告等成果丰满,也呈现出了欣欣向荣、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。2017年3月15日《民法总则》出台,把几十年的学术争论、法治实践中的基本原则问题,通过“总则”方式固定下来。在民法总则之外,对已经实施多年的《合同法》《物权法》《侵权法》《婚姻家庭法》等进行编纂,则民法典呼之欲出。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《民法典》,分为总则、物权、合同、人格权、婚姻家庭、继承、侵权等七编,共计1260条。

由于《民法典》涉及到每个自然人、每个市场主体,是对我国经济、社会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次重大编纂,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入基础性法律,因此可以说,《民法典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法律学界讨论最为深入、最为广泛、最为热烈的法治佳话。《民法典》终于颁布实施,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。


重庆社会科学院网:如何看《民法典》和中国依法治国现代化?

郭振杰:从法治进程维度看,中国民法典是中国依法治国现代化的体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从1949年《共同纲领》到1954年制定《宪法》,从1979年的《刑法》到1986年的《民法通则》,以及各种实体法、程序法,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发展中探索前行。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了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这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,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、民法商法、行政法、经济法、社会法、刑法、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共7个法律部门构成。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完成”。

2016年,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把依法治国推向了新的阶段。2018年《宪法》修正案的通过,《行政诉讼法》的修订、《国家监察法》的出台,使得中国国家治理进入了新时代。而《民法典》把以往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,特别是《合同法》《物权法》《侵权责任法》《婚姻法》等,结合社会主义法治实践,总结法治经验,通过编纂,把所有民事法律关系,都汇集在一个法典之中,不仅消除了以往法律之间因为种种原因而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之处,也使得整个民事法律体系更加科学、完备。

《民法典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,使得我国社会民事经济活动有法清晰可依,民事审判活动在适用法律方面也可以统一有序。中国的民事社会经济活动,均有章可循,有典可查,社会发展必定有序稳定,国家治理更是依法有据。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点题:“民法典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”。


重庆社会科学院网:从民族复兴角度上,如何看《民法典》?

郭振杰:《民法典》的出台,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之一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,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,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。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,唯有中华文明一直传承到今天。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、隋唐时期成熟,《唐律疏议》成为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。中华法系对东亚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中华法系是历史最为久远,也是最早成型,对世界影响深远的重要法系,是世界上五大法系之一。

近代以后,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,西方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,经济发展促使了西方的社会发展,西方的法律体系也呈现了新的发展。而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,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,山河破碎,生灵涂炭,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。当时的中国,在封建统治下和西方列强强权下,有 “割地”“赔款”,有“治外法权”,但没有人民的“法律”,没有国家的完整“主权”,更没有“民法典”。

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,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不仅推翻了三座大山,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,中国共产党更带领人民走向了改革开放,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,“义无反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”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,“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”。《民法典》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,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,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。《民法典》的出台,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。(办公室)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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